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卫生援外方式创新重在关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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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2018年8月17日至19日，中非卫生合作高级别会议暨第三届北京健康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会上，参会嘉宾就“非洲疾控中心建设与中非公共卫生合作：机遇与挑战”进行专题讨论。近年来，我国与非洲国家开展了哪些领域的公共卫生合作？对疾控领域的卫生援外方式做了哪些探索和创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疾控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显著成效？就此问题，我们特别采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中国网：高主任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网的采访。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了“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目前，中国疾控中心与非洲疾控中心的合作进展情况如何？中非公共卫生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高福主任：中非在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合作，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帮助非洲建设非洲疾控中心，就是ACDC（非洲疾控中心），这个大背景是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帮助，尤其是要和美国合作一起帮助非洲疾控中心建设，也显示了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首先要有一个大楼，大楼里面的内需已经通过专家基本认证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把大楼建起来。但是只有大楼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要把“大师”放进去。我们搞各个专业的事情一样，像疾控这种，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关键是要有专家在里面，所以我们这几年已经在人才储备上、人才准备上做了好多工作，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疾控中心成立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专门就做这件事情，这里面有的专家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好久。楼还没建起来，已经派人在非洲CDC一起做事情了。
    我们做的事情，第一，帮助他们首先把监测、检测做起来。我们已经帮助非洲CDC设计了未来他们的监测、实验室应该怎么做，我们派人到了那里做了培训，我们自己也开始深入研究非洲疾病监测应该做什么。
    第二，非常重要一条，监测后要把数据保护好，要建立一个信息系统。因为未来非洲那么大，你不可能每个国家都去，非洲CDC也不可能每个国家都布局那么多人，重要的是要把报告系统建立起来。我们中国，尤其SARS之后，我们在传染病发现、检测、监测、报告这一套信息系统是非常完备的，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能在非洲CDC用起来，所以我们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已经有专家跟他们一起在工作了，所以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好了。
    第三，一方面我们有专家在那里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帮当地培训当地的人才。要把他们的人才培养起来，我们也让他们的人到中国来培训，我们也有专家去非洲帮助他们培训相关的人才，尤其是专业培训，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一直在做。其它方面的工作，非洲CDC他们计划首先从五个方面都做好，我们各个方面都会参与。
    当然我们还做了一项工作，我们希望把中国的相关疫苗、诊断试剂、药物这样的产业走向非洲，所以我们也帮助中国的产业、产品能够本地化地进入非洲，这是属于我们的帮助工作，因为我们除了帮助把疾病防控之后，重要的还有我们国家自身的产业发展，那就是围绕着药物、疫苗和诊断试剂这一系列的产品能够往那个地方推，这些工作我们也在做。 
中国网：从援助到合作，再到探索创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已经建立了医药卫生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伙伴合作关系，目前我国正在积极与非洲国家沟通，根据非洲国家的需求，不断创新卫生援外方式。请您介绍一下我们已经做了哪些探索和创新？     
高福主任：谈起创新，大家知道咱们五十年代就开始有援外的医院，医院大家都知道，那是一种完全援助的形式。公共卫生最大的创新，理论上应该这样讲，就是把我们的疾病防控关口前移到发病的地区，那就是非洲。你比如说埃博拉，埃博拉不会有护照，它不会在他国家领护照，它要到中国也不跟你中国申请签证，它到处跑。我们公共卫生的同志们，要把他们派到非洲去，关口前移，到那里防病，在那儿防病不光是为非洲防病，那里还有咱们中国同胞，有旅游、有工作的，也帮助他们防病，也帮助非洲人民防病，更为重要的关口前移，就是说不要让这些病毒来到中国，就是说也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人民负责，这就是所谓的关口前移，这就是一个理念上的创新，大家的观念必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另一方面，从技术上或者是具体行动上，我们大家知道，原来建了好多医院，现在我们要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实验室、公共卫生研究所，我们建一些像中国CDC这样的机构，首先是非洲CDC要建。大家知道塞拉利昂，2014年埃博拉的时候，我们帮他们已经建了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未来还要建一个热带病研究所。首先我们要在过去援助建医院的基础上创新要做一些公共卫生的设施建设，这方面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这也是一种创新性的工作，能够把中国自己的安全做好的基础上把经验和方案拿到非洲和他们一起做。
    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在思考能够和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相关的，比较强的各种机构联合做人才培训。大家知道，你到了那个地方，他们不会跟你讲汉语，他们讲的法语，少部分国家讲葡萄牙语，大部分国家讲英语，所以我们也希望像美国CDC（疾控中心）、英国的PHE（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南非的传染病研究所等等，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这个创新还是要大家一起做。就是把过去我们可能双边的某一种合作做成一种多边的公共卫生合作，而这种公共卫生合作除了我们和这些发达国家的合作以外，能够把非洲当地的人培训起来。不仅仅是我们去培训他们，是要由全世界的，包括各种NGO（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种其它或者国家政府其它机构、大学一起把培训工作做好，我想这些工作做好对我们来讲都是新的，就叫创新。
中国网：本次会议的专题会谈的主题之一是“非洲疾控中心建设与中非公共卫生合作：机遇与挑战”。未来，中非公共卫生合作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高福主任：中非公共卫生合作，我一直认为，挑战应该比机遇多。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公众的认识，大家一定要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把公共卫生摆在前面。我过去也讲过：“一带一路”公卫先行，南南合作、防病在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首先大家的观念要改过来，不要急着跟着“一带一路”倡议，去沿线国家工作，或者南南合作要到非洲工作，如果我们公共卫生跟不上，比如说到那里喝的水、吃的食品有问题，很可能人就会出问题。我个人一直认为，人去了，但是你公共卫生没跟上，很可能在这方面就会出事。首先需要观念改变，观念改变第一个就是把公共卫生一定放在先，一定先行，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可能就会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上，最后会输在公共卫生上，比如有的同胞可能感染了某些疾病，可能由于当地的水、地、食品造成中毒或者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
    第二，语言和文化的挑战。你到那个地方去工作，那个地方讲葡萄牙语比较少，第二大是法语，最大的是英语，不讲汉语，还不光是语言问题，语言背后是文化问题。语言和文化，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派到那里，我们在那里工作，这又是一个大的挑战，你要跟当地人讲语言，你说我可能把语言学会了，我能讲得很好，但是你是不是理解他的文化，你要跟他在一起工作，这对我们是一个大挑战，所以要适应他的文化，还要跟他一起处事、还跟他一起交流，所以我觉得语言和文化是我们很大的挑战。
    第三，各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体制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这边习惯于按照我们的思维把我们的技术用什么方法来做，到他那里，很可能因为社会经济的条件限制，跟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第四，我们在中国过去没有的病，比如说埃博拉，我们也没有疫苗。公共卫生人员到了那以后，他也有可能被感染。疟疾，全球就没有疟疾疫苗，我们去了也有被感染的可能性。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这70年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已经把疟疾防控的在中国没有本地病例了，但是到非洲到处都是，这本身对公共人员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没有疫苗、没有好的药物，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中国网：中国的疾控体系始于1953年的卫生防疫体系。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防控体系目标提出的15年来，我国的疾控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显著成效？几次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如非典等，给我国的疾控体系带来了什么影响？
高福主任：我们改革开放40年，或者是建国以来，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疾病防控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建国，当时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几岁，很低的，传染病在这个时期作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人均寿命还是很短的。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有了）一种新的模式，我们疾病预防控制也应该跟上一个新的模式。在1978年到2003年，这又是一个时期，这一段防病、控病的模式和1949年到1978年是不一样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方式不一样。到2003年，由于各种原因， SARS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睡觉的我们又醒了，所以2003年以后到现在又是一个时期。
    我个人认为，这几年一个新时代又将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应该说来分为几个阶段，你要数一数我们这些年取得的伟大成就。首先，我们国家的传染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控制传染病首先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就是我们群策群力的联防联控机制，从县、市、省一直到国家都有这一套CDC系统。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最近的疫苗事件，失去对疫苗在防控传染病所起作用的信心，尤其对中国的疫苗，大家还是要有信心。过去我们刚解放，我们的人均寿命那么短，就是因为传染病没有控制好，后来传染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其实要细细讲来，在大家你们安安全全工作的时候，我们疾控系统的同志已经帮助大家拦截了好多传染病。
    第二，这些年我们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典型的例子，你像一些地方病氟中毒已经基本没有了。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地方都已经把饮用水改革了，这都是典型的慢性病和环境卫生的进步。这方面我们做得也是非常非常好。
    第三，应该说我们的信息化。疾病不管是传染病，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的信息化建设这个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现一个特殊的传染病，就能够马上报到疾控中心，我马上就会知道某些地方可能发生了（某种疾病）。这种信息系统，传染病报告系统建设的是非常非常好。
    第四，人才培养。还是我一开始做的那句话，做任何事情靠人，没有人大楼再好你也做不好，所以我们疾控战线这个系统，包括各个大学一起培养人才，我们自己流行病学人才，去帮助大家去发现各种发生的大灾大疫之后，我们的流行病学家，我们公共卫生人才就遍布各个地方，说是人才培养，这个进步是非常非常好的。
    第五，科研整体水平提升很快。就像中国，尤其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科学研究有很大的进步，在公共卫生这个科学研究上也是进步相当的大。
    最后，我想说国际合作。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在国际上，我们的好多做法、经验、方案也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比如说我们对疟疾的防控，这种技术已经在坦桑尼亚进行推广。所以应该说来，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我们好多跟发达国家的合作，有些领域完全可以并肩一起做事了。几十年前我们是不敢想象的，总得来讲进步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中国网：根据十九大报告及健康中国战略的要求，新时代的疾控体系建设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来为全民健康提供有力的保障？ 
高福主任：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就要有新思维，我们也要有新举措、新方略，如何在新形势下，我们把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做好。所以我觉得未来在新时代，我们首先要把中国公共卫生相关的产品一定保质保量的提供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对我们的疫苗、对我们的药物、对我们的诊断产品有信心，这是我们必须做的，这个要我们疾控系统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产业界人士和药监监管部门联合起来，大家把这件事做好。
    第二，现在传染病我们不能忘记它，传染病说来就来，来了之后还挡不住。SARS（非典）就是一个例子，韩国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又是一个例子，非洲的埃博拉又是一个例子。2016年传到中国，在巴西闹的很厉害的寨卡就是个例子。所以这些传染病的防控不能放松，回到第一条，加强疫苗，诊断试剂的研究，把传染病防控还得紧紧抓住。
    第三，就是慢性疾病。我们的国家发展进步了，人们现在有吃有喝了，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肥胖为代表的慢性病就来了。我们还要通过教育，这就是要通过公共对慢性病、对公共卫生、对疾病的理解来搞好宣传，让大家注意自己的行为，通过改善行为，通过一些各种方式综合防控，把慢病在中国压下去。
    第四，进入新时期、新时代，我觉得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思想来对待我们自己，来对待合作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应该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把我们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好。我们应该继续谦虚、谨慎，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各种细节做到位，包括走向国际、走向非洲，“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事业里面，一种开放、谦虚的态度和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在线上的各种人员合作好，能够把我们的工作真正推向世界，真正让我们的公共卫生走向世界，让我们的人民也享受全世界的发展所得到的红利。

（新闻来源：中国网）